摘要：自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種植以來,關于轉基因作物的爭論也一直是學界和社會公眾關注的焦點。采用大量數據和文獻資料對一直以來爭論較為激烈的轉基因作物收益不確定性、環境風險和健康風險等問題進行討論,以期對轉基因作物有較為客觀深刻的認識;同時分析美國和歐盟對轉基因作物和轉基因產品的安全監管,為我國轉基因作物和產品監管提供借鑒和啟示。

關鍵詞：轉基因作物;經濟收益;環境風險;健康風險;監管;

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種植至今已有25年，在全球各個國家獲得了快速發展，接納程度也越來越高。目前29個國家種植轉基因作物，42個不種植轉基因作物的國家或地區進口轉基因作物用于糧食、飼料和加工。盡管如此，關于轉基因作物的爭論卻從未停止過，本文采用ISAAA的數據和現有文獻研究對爭論最為激烈的三個問題展開討論，同時分析歐盟和美國的轉基因作物監管模式，以期為我國轉基因作物的發展和轉基因作物和產品監管提供借鑒。

一、轉基因作物的爭論探討

轉基因技術在快速發展的同時，關于該項技術，尤其是轉基因食品的安全、風險、立法、標簽和限制等引起了社會公眾持續公開爭論。

(一)爭議一：轉基因作物收益的不確定性

轉基因作物在提高產量，增加農民收入上存在不確定性。轉基因作物在第二、三代之后產量與質量都出現下降的趨勢，即便產量增加，其利潤也可能被高額的農資成本所抵消，農民收入能否增加不確定。

全球轉基因作物種植的實踐表明，轉基因作物通過產量增加和經濟增益為食用、飼料和纖維安全做出了貢獻。1996-2016年累計獲得經濟收益1861億美元(表1)，其中72%來自產量的提高。由于全球采用免耕技術，以及復合性狀(抗蟲/抗除草劑)大豆在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烏拉圭的廣泛采用，轉基因作物累計增產6.576億噸，累計節約耕地1.834億公頃。同時，轉基因作物種子的全球市場價值從0.93億美元增加到172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達26.9%。

(二)爭論二：轉基因作物的環境風險

現有研究鮮有關注轉基因作物種植過程中由于農藥減施對環境產生的長期負面影響，這一影響應作為成本在經濟福利中扣除。由于轉基因和非轉基因品種不同程度的混雜，造成轉基因污染，使農業生產管理的難度增加；造成農家品種和野生近緣種的生物多樣性的改變甚至丟失，破壞生物多樣性。

數據顯示，1996-2016年間，生物技術使農藥減少了6.71億千克(減少了8.2%)。隨著技術的長期使用，降低環境影響商數(EIQ)18.4%，保護農業水土環境。根據美國環境保護署的報告，在美國2016年種植面積達120萬公頃的耐旱玉米，可在壓力條件下減少蒸騰175%，更好地保持水分，應對沒有額外灌溉的干旱條件。轉基因HT作物改變除草劑的使用，有利于免耕法的采用，保護土壤環境。同時，轉基因作物通過減少與殺蟲劑和除草劑應用有關的化石燃料和減少農業作業實現永久性的儲蓄二氧化碳排放，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緩解氣候變化，減少的CO2排放量從2006年的148億千克增加到2016年271億千克(表2)。

(三)爭論三：轉基因食品的健康風險

轉基因技術的發展直接涉及人的健康與生態環境安全問題，將轉基因技術安全上升到“人的安全”這一新安全觀，甚至轉基因技術已由一個純粹的技術和科學研究問題變成了政治經濟問題和哲學與倫理問題。

一方面，國際上已有26項動物喂養實驗顯示了轉基因作物的不良反應或者動物健康不確定性，在8篇評估轉基因生物對健康影響的論文中，有5篇認為轉基因作物直接或間接對健康有影響(表1)。由于一些外界因素的影響，關于轉基因作物固有安全性的公共認識還為時過早，在科學不確定基礎上，轉基因作物獨特的成分等效性研究可能不再合理。

另一方面，通過對與轉基因作物生物安全相關的9333篇SCI論文分析發現，90%以上的論文研究結果都表明轉基因技術的安全性與傳統非轉基因作物無顯著差異；認為轉基因食品不安全的論文，其研究材料或方法條件是錯誤。在對已有研究進行多次比較時未發現任何有害證據，這些數據提供的有害證據很弱，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研究表明，轉基因大豆油在理化性質上與非轉基因大豆油區別不大。

可見，轉基因作物是否安全還沒有達成科學共識。由300多名獨立研究人員編寫和簽署的聯合聲明，并沒有斷言轉基因生物是不安全或安全的。相反，該聲明認為，迄今為止公布的科學證據的稀缺性和矛盾性阻礙了對轉基因生物安全性或缺乏安全性的決定性主張，對相關文獻的客觀分析不支持對轉基因生物安全性達成共識的主張。

二、轉基因作物及轉基因產品的監管

目前國際上有兩種主要的監管模式：一是基于實質性等效標準的美國模式，另一種是更為謹慎的歐盟模式。二者有一個共同的前提，即獲得批準的轉基因生物對人類的消費以及環境是安全的，但他們對轉基因生物的定義和標注標準是不同的。

(一)歐盟的轉基因產品監管

歐共體于1990年開始著手建立較為完善的轉基因產品管理體系，該體系由2001年發布的指令(指令2001/18/EC)、轉基因食品和飼料法規(法規(EC)1829/2003)、可追溯性和標簽法規(法規(EC)1830/2003)組成。根據2001年發布的指令，提交到歐盟市場的每一個新的轉基因性狀都需要逐項進行環境風險評估，該評估適用于轉基因產品的種植和進口。2015年3月歐盟通過了一項新的指令，允許歐盟成員國要求其部分或全部領土在無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免于申請，或根據合理理由通過限制或禁止轉基因作物種植而選擇退出，該指令僅適用于轉基因作物的種植，而不適用于轉基因作物的進口。轉基因食品和飼料法規規定，轉基因食品包括食品用轉基因產品、含有或由轉基因生物組成的食品以及由轉基因生物生產或含有轉基因成分的食品三類。同時規定種植和進口轉基因的申請人向國家主管當局提交申請，國家主管當局將申請轉發給歐洲食品安全局。可追溯性和標簽管理的理念是促進對人類健康、環境或動物健康的不可預見的不利影響變得明顯的產品的召回。該法規規定了歐盟批準的轉基因生物不確定性存在的0.9%的“最小”閾值，即如果一個產品含有經批準轉基因物質中任何單一成分的0.9%，產品就必須貼上轉基因標簽，這一強制性標注適用于所有成員國。

(二)美國的轉基因產品監管

美國對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主要依據的是《生物技術法規協調框架》，該框架由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在1986年頒布，成立了“生物技術科學協調委員會”。具體工作由美國農業部、環保署、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3個機構協調負責。受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監管的轉基因產品必須符合與非轉基因產品相同的安全標準，同時主張只有轉基因食品在某種程度上與傳統的同類食品有很大的不同，可能會給消費者帶來風險時，才必須貼上標簽。但很多州已經討論頒布他們自己的轉基因生物標注法，制定強制性的標注標準，如康涅狄格州、佛蒙特州和緬因州三個州通過轉基因標注法案，規定采用最嚴格的歐盟的閾值標準，即要求轉基因成分達到0.9%就應予以標識。2016年7月，奧巴馬總統簽署了S.764號法案，要求在轉基因產品上貼上標簽，由于與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政策相沖突，聯邦政府將轉基因標簽的管理權交給了美國農業部。根據美國對基因工程的定義，標注規定僅適用于轉基因不能通過常規育種或從自然界中獲得。與歐盟的規定不同，法案不要求對由轉基因大豆和油菜籽加工的植物油和由轉基因玉米生產的淀粉進行轉基因標注，因為這些產品不包含或包含非常少的轉基因DNA。

三、結論與啟示

(一)結論

理論研究和全球轉基因作物種植實踐都表明，轉基因作物具有較好的經濟和農業生態效益，在保障糧食安全和增加農戶收入方面的比較優勢也較為明顯，減少農藥和除草劑的使用，對于土壤生態改善具有積極的作用，以及配套耕作方式的改變有助于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緩解氣候變化。因此，對于轉基因作物收益的不確定性和環境風險的爭論基本可以得出確切結論。學術界和社會公眾關于轉基因食品健康風險的爭論依然在持續，及時、科學和適當的全球協同一致的監管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在做好生物安全監管的前提下才能充分享受生物技術帶來的益處，因此，對轉基因作物種植仍需保持審慎的態度。美國和歐盟截然不同的對于轉基因作物及產品的安全監管模式，為全球其他國家的轉基因作物審批和監管提供了借鑒。

(二) 啟示

在我國，轉基因產品安全性的擔憂依然是社會關注的重點。盡管目前我國已經制定了一套轉基因安全管理體系以及技術支持體系，但當前公眾的態度仍是制約轉基因作物產業化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調查研究顯示，那些承認對轉基因認識不足的人有對轉基因相關教育普及有非常迫切的需要，并期望高校教師、院士和研究人員積極參與這一過程，以提高公眾對轉基因技術的當前可能性和局限性的了解。因此，一方面，通過建立交流平臺，向公眾普及“獲得批準的轉基因生物對人類的消費以及環境是安全的”這一國際共識的前提，引導廣大公眾對轉基因技術的客觀理性認識；另一方面，審批和監管機構仍需解決有關轉基因作物食品和飼料安全和質量方面的具體問題。審批過程中，歐盟對轉基因產品的謹慎態度是值得我們學習，監管過程中美國分工明確，效率高的監管體系值得我們借鑒。

本文轉自：楊樹果,何秀榮.轉基因作物的爭論、監管與啟示[J].農業經濟,2021(08):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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