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中央一號文件” 提出 “破解鄉村發展用地難題”，“新編縣鄉級國土空間規劃應安排不少于10%的建設用地指標，重點保障鄉村產業發展用地。省級制定土地利用年度計劃時，應安排至少5%新增建設用地指標保障鄉村重點產業和項目用地。”

韓一軍認為這種保障措施的提出相較以往顯得 “更接地氣、更實和更可操作。”

韓一軍介紹，因為過去的工業優先、城市優先發展政策，工業、商業、房地產等用地很多是來源于農業、農村的土地，而休閑農業、鄉村旅游、設施農業、農產品加工等農村三產融合等富民的鄉村產業反而用不著“地”，盡管呼吁多年，但現實中很難拿到用地指標。

“我們過去這幾年調查的眾多新型主體，他們幾乎都反映發展中最大的問題是鄉村產業發展沒有配套的輔助設施建設用地。” 韓一軍說，“所以這一塊實際上是一個巨大的突破。在去年花了大力氣整治原來不合法的一些大棚房基礎上，現在開了一個口子，我們要讓新的產業，特別是富民的鄉村產業，得有自己的配套設施建設用地。”

不僅是在指標作出了明確規定，2020年 “中央一號文件” 還提出將農業種植養殖配建的各類輔助設施用地納入農用地管理，而且明確農業設施用地可以使用耕地。

“農民搞種植業、養殖業要用一些輔助設施用地，過去是不允許占用耕地的，而現在甚至包括永久農田也可以占用了，占了的永久農田需要再從其他地方補回來。” 韓一軍表示，農用地的管理與商業用地、工業用地等有差別，土地價格、使用年限等“是不同的待遇”，而這也將有利于鄉村產業的健康發展。

韓一軍介紹，我國有2.3億普通農戶，即使考慮到近40%的耕地流轉，戶均擁有耕地也僅有9畝左右，相比歐美的大農場，我國土地生產率較高，但勞動生產率相當低，導致我國農產品生產成本居高不下。“所以就出現一個奇怪的現象。以小麥為例，我們的畝產是美國的2到3倍，而且美國只種一季小麥，我們種完小麥還種玉米。但因為我們戶均小麥生產規模只有4.5畝左右，導致了我國每噸小麥的生產成本，要比美國大農場的小麥成本至少高出三分之一。”

韓一軍表示，普通農戶過去只是簡單的生產者，經營管理能力遠遠達不到機械化以及其他現代農業技術裝備的使用要求，因而需要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 “懂生產管理，又懂經營管理” 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參與到農業發展中來。

這即是2020年 “中央一號文件” 提出 “重點培育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育農業產業化聯合體，通過訂單農業、入股分紅、托管服務等方式，將小農戶融入農業產業鏈” 的一大背景。

“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光是生產還不行，還要求他們密切地參與到現代農業的產業鏈條里，特別是現代流通、粗加工、精深加工、品牌培育等等。” 韓一軍說，“不可能所有的農民一下子都變成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或者企業，但是如果有越來越多的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以及企業，它們的農業產業化發展得越好，產業聯合體的水平越來越高，就可以通過有效銜接的手段把周圍的小農戶都帶動起來。”

韓一軍介紹，早期的農業產業化是 “公司+農戶”，結合得也比較松散，容易出現不履約的情況。而在產業聯合體中，除了縱向的 “公司+基地+農戶”，還有橫向的企業公司之間的聯合、農場或合作社之間的聯合以及普通農戶之間的聯合，“產業聯合化更加立體綜合。首先能把分工的優勢發揮得更大，讓最專業的人干最擅長的事，提高各產業環節生產效率。其次產業鏈條和利益鏈條更長了，挖掘的附加值也更多了，大家都有更多的蛋糕可以分。最后這種大合作也更加穩固，抗風險能力、共贏能力都更強。”

2020年 “中央一號文件” 提出，“依托現有資源建設農業農村大數據中心” 并 “開展國家數字鄉村試點。”

韓一軍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促使中國的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區別于一百多年來發達國家走過的農業農村現代化，“在不斷推進機械化、自動化的同時，結合我國地域廣闊、生態多樣和農耕文明悠久的基本國情，彎道超車加速推進 ‘智能化’。”

農業農村土地占地廣闊，“即使把北上廣這些大中小城市和4萬個鄉鎮加在一起，僅僅是占國土面積的不到1.5%，而20億畝耕地就占到了國土面積的13%，廣大的農村要占到56%左右。” 韓一軍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的話，我國農業農村要實現現代化，必須用到最先進的技術手段，而現今正在經歷第7次的信息技術革命，就是一個難得的機遇和機會。

物聯網、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動通信網絡、智慧氣象等現代信息技術，“在廣袤的農業農村的使用，實際上是極其重要的。它們可以大大彌補幾千年以來，我們農村地廣人稀、信息閉塞、情況不明、數據不清，造成沒有辦法監測、沒有辦法及時進行有效數字化管理的問題。” 韓一軍強調。

韓一軍認為，僅僅在農業農村部建立一個國家級大數據中心肯定是 “遠遠不夠的”，將來或許還需要在不同區域建立 “分中心”。

“更關鍵的是，不光是技術上要廣泛應用，這些領域的基礎研發也需要加快。比如農業傳感器，在我們國家市場巨大，但國產的技術和設備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模型和算法這方面也還遠遠不夠。這些都將是 ‘智能化’ 應用在農業農村上的關鍵環節。” 韓一軍指出。

2018年，按照 “中央一號文件” 部署，農業農村部會同財政部、銀保監會在內蒙古、遼寧、安徽、山東、河南、湖北6個省份，各選擇4個產糧大縣，開展為期3年的完全成本保險和收入保險試點。在今年的 “中央一號文件” 中則繼續提出 “推進稻谷、小麥、玉米完全成本保險和收入保險試點。”

“三大糧食的完全成本保險和收入保險應該是我們將來的政策方向。” 韓一軍指出，“特別是家庭農場這種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越來越多的話，按照發達國家的經驗，需要通過價格支持、稅費減免、減少化肥農藥使用的資源環境保護補貼、自然災害保險、成本保險、價格保險、收入保險等等，多種政策手段編織的一個收入 ‘安全網’。”

韓一軍解釋，收入 “安全網” 的目的就是要減少和降低糧食生產者受到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的雙重風險打擊，“如果這些糧食生產者生產波動很大，就會直接危及到國家糧食生產的穩定。”

韓一軍介紹，我國在加入WTO之前，農業稅費實際上是一種 “負支持”；而在加入WTO后取消了幾千年來的農業稅費，開始實施的種糧補貼、種子補貼、最低收購價、臨時收儲價格等政策手段對農民的農業生產才起到了一定的支持作用。

近年來，保險等金融產品也進一步參與到農業保障中。“農業保險過去主要是在蔬菜、水果、畜禽這些高附加值的農產品上。保險對三大口糧目前還沒有做到全覆蓋。在發達國家，保險也作為一種越來越重要的政策手段，我們也在學習。現在國家應該把擴大糧食生產保險覆蓋以及探索完全成本保險和收入保險的工作再加快一些。” 韓一軍表示。

與此同時，2020年 “中央一號文件” 在經濟、金融政策上還提出 “地方政府要在一般債券支出中安排一定規模支持符合條件的易地扶貧搬遷和鄉村振興項目建設”，“符合條件的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可按規定享受現行小微企業相關貸款稅收減免政策”，“推出更多免抵押、免擔保、低利率、可持續的普惠金融產品” 等。

“實際上去年鄉村的投資出現了大的滑坡，以往多年鄉村的固定資產投資每年增速可以達到20%以上，但去年卻是罕見的負增長。” 韓一軍指出，“所以今年關于如何增加鄉村的投資也是非常重要的。”

韓一軍介紹，鄉村投資的資金渠道大概有三種：一是中央預算內投資，來源于中央財政；二是地方財政增加投入之外，要發行債券，優先用于鄉村投資；三是在金融領域的普惠金融，過去家庭農場、農業合作社這些新興農業經營主體并沒有享受到小微企業的一些優惠政策，“所以今年也專門列了出來。”

“從中央到地方，包括金融資金，及其他稅費的減免，目的就是想把更多的錢都利用起來，來支持我們的鄉村振興。” 韓一軍總結。

“調整完善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政策” 和 “完善新疆棉花目標價格政策” 也被寫入了2020年的 “中央一號文件” 中。

作為國家小麥產業技術體系產業經濟研究室主任，韓一軍介紹，世界各國對于口糧這種特別重要的戰略產品都普遍實行不同程度的價格支持，“但我們國家前幾年的價格支持力度偏大，某種程度上也扭曲了市場，也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

韓一軍分析，因此 “中央一號文件” 中提出最低收購價調整政策的方向是比較清晰的，“第一，最低收購價政策框架還要保留。第二，最低收購價保護的價位，或者最低收購價的收購量，要適度減少。”

“這樣我們又符合WTO規則，又能給種糧農民一個定心丸，保障種糧農民基本利益。” 韓一軍說。

而棉花的 “目標價格” 與兩大口糧的 “最低收購價” 不同，韓一軍指出，這是一個 “補貼政策”，當市場價低于目標價格時，補貼差價，市場價高于目標價格或相等時則不補貼。

“我國大部分的棉花產自新疆，將來可能達到85%以上。而棉花作為國計民生的重要產品，同時是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一個支柱產業，也算是特殊地域的特殊產品。” 韓一軍分析，“估計目標價格政策會保留，但補貼水平會做出一些有利于市場化的改革和調整。”

2020年農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指標之一。“穩定農民工就業” 也成為 “中央一號文件” 的重點關切。

“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即可支配的現金收入，一多半以上都是來自于外出務工。” 韓一軍指出。

而自2019年末起，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多方面影響，“影響最大的兩個行業就是服務業和工業，這恰恰是我們3億農民工出來掙錢的最重要的兩個領域，所以我自己認為今年農民收入增長壓力還是非常大的。” 韓一軍說。

“疫情的影響是我們要提前思考和準備應對的大問題。相關部門應該提前做好這方面的應對預案。” 韓一軍建議，在疫情被控制住以后，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探索恢復各種生產活動，減少疫情帶來的損失，“有些農民工本身都是精壯勞動力，農村又相對地廣人稀，在田間地頭相對安全的情況下，是不是可以先恢復農業農村的生產和產業的發展呢？這應該是一種可行的辦法。”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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