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一號文件發布，這是新世紀第14個關注“三農”的一號文件，今年的一號文件繼續鎖定“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業改革的大幕正在拉開。當前，為什么要持續強調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府該如何進行政策布局?企業又可以關注些什么?招商銀行金融市場部高級分析師萬釗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回應。在他看來，出生于20世紀50至60年代的家庭個體農民正在退出土地勞作，而他們的子輩、孫輩這些新一代的農民正在成為農村勞動力主力軍，這為中國農業的轉型升級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

中國的農業生產，也迫切需要從量到質的轉型升級，也即“從吃飽到吃好”。

當前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一個深刻的歷史背景，即出生于20世紀50至60年代的那一批家庭個體農民正在退出土地勞作，而他們的子輩、孫輩這些新一代的農民正在成為農村勞動力主力軍。同時，農地的適度規模經營，也為農業由做大到做強的轉型升級提供了歷史性機遇。

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已經發布，主題聚焦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認為，將農業納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框架是非常有必要的。我曾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而中國的農業生產，也迫切需要從量到質的轉型升級，即“從吃飽到吃好”。

俗話說，“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安以質為本。”農業是一國根本，只有農業足夠發達，才能釋放足夠富余的勞動力去從事工業和服務業，這也是國家一直強調的糧食安全問題。但是隨著經濟發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不同農產品的需求是不同的。舉個例子，老人們描述過去的艱苦生活時常講“缺油少肉”，那么收入提高了，對油和肉的需求也就增加了，榨油需要豆類，飼料需要豆粕，然而中國的豆類生產卻遠遠不足。

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改革，就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吃好”的需求，核心是提高重點農作物的單產。單產提高，總量也就提高了，成本也就攤薄了，競爭力也就增強了。農業是“面朝黃土背朝天”，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那么提高農作物單產的首要任務，就是讓適合發展農業的地區專注于發展農業。北京適合發展農業嗎?顯然不適合，那就把北京的耕地調整到黑龍江去。

2016年6月22日，國土資源部關于印發《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2006～2020年)調整方案的通知》，對2020年土地利用主要指標進行調整。以耕地保有量為例，2020年耕地保有量指標調減幅度最高的五個省份是：北京、上海、天津、廣東、重慶，而調增幅度最高的省份是黑龍江。調減幅度最高的恰恰是四個直轄市和經濟大省廣東，把土地出讓給最適合發展農業的省份，這是宏觀層面的土地要素優化配置。當然，預計省內的土地利用主要指標也將同步調整，省會城市的耕地保有量指標將調減，農業區的耕地保有量指標調高。

中國的土地利用比較零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也是以家庭個體為單位。俗話說“金窩銀窩，都不如自己的草窩”，出生于20世紀50至60年代的最后一批家庭個體農民，對土地有著很濃厚的感情。有的人寧愿冬天在農村土炕上硬抗寒冷，也不愿意搬進子女在城里買的暖氣房，因為他們在農村老家里可以種糧種菜，養豬養雞，心里感到踏實。但是試想一下，家庭個體耕種沒有規模經濟性，勞動生產率并不高，但是國家為了保護農民權益，仍以較高價格收儲，既不利于財政資金有效使用，又不利于鼓勵農業的市場化競爭。

不過，隨著年歲漸長，這一批家庭個體農民正在退出土地勞作，而他們的子輩、孫輩這些新一代農民正在成為農村勞動力主力軍。2013年下發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全面開展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在所有權清晰、承包權穩定、經營權放活的原則下，土地將更快實現有序流轉，零散地塊得到整合，在適度規模化的基礎上，良種培育、農機推廣、農業生態循環、耕地輪作休耕等技術含量更高的耕作方式可以得到推廣。

那么企業可以做什么?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絕對不是資本下鄉圈地的號角，恰恰相反，農業生產并不是企業的主戰場，企業應當更專注于生產“前”、“后”的環節，包括良種培育、農機生產、深加工、儲存、物流等等。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建設現代農業產業園，產業園的核心是農業龍頭企業，當前地方政府紛紛掀起招商引資的熱潮，預計下一步地方政府的引資熱點將轉向農業龍頭企業。

而政府應該做什么?政府將逐步從直接補貼農產品價格中退出，財政資金的一部分投向應該是農業基礎設施。農業基礎設施很多是多年前由農民義務修建的，年久失修，欠賬很大，財政和金融資金應當重點支持水庫、灌溉、育肥、交通等農業基礎設施。另一部分則是重點支持農業龍頭企業，中國農業企業的創新屬于后發追趕型，需要政府產業政策和財政資金的大力支持，才能實現趕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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