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物聯網、人工智能、遙感監測、5G等現代數字技術在農業發展中的深度應用，鄉村產業在農產品生產、流通、銷售等產業鏈諸多環節取得顯著成效，數字技術與鄉村產業的深度融合為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從實踐進程看，數字技術賦能鄉村產業振興還面臨著數字化發展基礎設施薄弱、數字化技能型農業勞動者相對緊缺、經營主體能力不足、數字化建設深度和廣度不足等困境。因此，需要夯實鄉村數字化發展基礎；全面提升農業勞動者數字素養；加快推進小農戶對接現代農業；強化數字技術賦能鄉村產業，多措并舉發展鄉村數字經濟，推動鄉村產業振興。

關鍵詞：數字技術；鄉村產業振興；智慧農業

當今社會，數字技術作為一種新興的關鍵生產要素，正深刻地影響著全球經濟的發展格局和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數字技術因具有要素報酬遞增、低成本重復使用等特點，被廣泛應用于第一二三產業的深度融合發展中，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推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實現農業強國征程中的重要任務，產業振興又是鄉村振興工作的重中之重。通過剖析數字技術在鄉村產業振興進程中的現實作用，深入探究鄉村產業數字化進程中的阻礙與挑戰，明晰數字技術賦能鄉村產業振興現實路徑，對于推動鄉村全面振興、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數字化時代，數字技術與鄉村產業發展的深度融合已經儼然成為逐步實現鄉村產業振興必然途徑。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頒布了一系列關于數字鄉村建設政策文件。2019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提出發展農村數字經濟，推進農業數字化轉型，促進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種植業、畜牧業等的全面深度融合應用。[1]2022年1月，中央網信辦、農業農村部等10部門聯合印發《數字鄉村發展行動計劃（2022-2025年）》，指出加快推進數字鄉村建設，充分發揮信息化對鄉村振興的驅動引領作用。[2]實現鄉村產業振興的關鍵在于將數字技術的創新與發展成果深度嵌入鄉村產業發展的全過程，包括農業研發、生產、加工、儲運、銷售、品牌、體驗、消費、服務等環節，通過優化鄉村全產業鏈的資源配置，打通傳統農業的發展壁壘，全面提升鄉村產業生產智能化、儲運便捷化、銷售網絡化和產業多元化水平，為實現鄉村產業振興提供強有力的科技支撐。從農產品產供銷視角看，數字化農業在生產環節、儲運環節、銷售環節實現了經濟價值、生態價值和社會文化價值的再創造，對農村農業的高質量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3]

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全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已達62.4%，全國農業生產信息化率達到27.6%，較上年增長了2.2個百分點，小麥、玉米、水稻三大糧食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分別超過97％、90％和85％，數字技術賦能農業生產已經取得顯著成效。農村產業生產效率顯著提升。數字技術在農業生產領域中滲透，農業生產的現代化水平不斷提升，鄉村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進而提高。[4]當前，衛星遙感、北斗導航、物聯網、大數據等日臻成熟的現代信息技術應用于農業生產，精準種植養殖捕撈、智慧灌溉施肥施藥、無人機植保等智慧農業生產方式的大范圍推廣應用，農業生產條件的智能化發展，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國的農業生產效率。

農業生產成本有所降低。鄉村產業成本主要包括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兩大部分。[5]大田種植中，實施農業信息化管理，配套遙感應用系統、物聯網測控系統、田間綜合監測站點等設施設備，對農作物實現實時監測，根據可視化數據預測預報墑情、苗情、蟲情、災情等“四情”，進而及時地精準投放肥料、殺蟲劑等，有效降低了肥料、農藥資源的浪費和農作物的生產成本，克服了傳統農業生產“靠天吃飯”的局限。[6]據統計，無人機環控平臺、自動巡檢報警系統、智能飼喂系統等數字技術應用于規模養殖場，每頭出欄生豬降低成本150元左右。在漁業養殖中，2021年全國水產養殖信息化率16.6%，海洋漁船北斗等智能設備在沿海城市持續投入建設，江蘇某地數字化技術應用于生產、流通、消費全產業體系中，節省養殖人工成本15%以上，節省倉儲加工物流配送成本20%以上① 。

農產品追溯管理能力提高。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升，消費者更多追求產品的質量與綠色安全水平，物聯網、區塊鏈等數字技術與農業生產全過程的深度融合為農產品安全提供了可視化平臺。截至2022年6月，我國已有31個省份的46.5萬家生產經營主體在國家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臺完成了注冊，農產品安全追溯體系日益完善。2021年，實現質量安全追溯的農產品產值占比為24.7%，較上年提升2.6個百分點，分行業看，畜禽養殖業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信息化率達33.0%，較設施栽培、大田種植分別高出1.4、14個百分點，與2020年相比高出4.7個百分點② 。農業數字化技術不斷優化升級，區塊鏈技術因其數據不可篡改和隱私保護性的特征被廣泛應用于農業領域的溯源方面，以“一物一碼”的形式為農產品定制專屬“身份證”，使得農業產業鏈全過程來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詢，有效地實現了防偽溯源的功能，消費者可多維度的了解農產品的生產、制作、流通的全過程，大大增強消費者對農產品的信任。

關于運輸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一個過程的產品能夠以什么樣的速度作為生產資料進入另一個過程，取決于交通運輸工具的發展。[7] 同時，交通運輸工具也影響著社會資本周轉的速度。[8]農村物流是現代物流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鏈接城鄉生產與消費的中間環節。2017年以來，中央一號文件連續多次強調要加強農村物流體系建設，推動冷鏈物流服務向鄉村下沉。近幾年，隨著農村電商的蓬勃發展，數字技術在農村物流體系建設中的助推作用日漸凸顯，尤其是在生鮮農產品儲存和農產品物流運輸效率方面，數字技術表現出了顯著的賦能效果。

數字技術賦能農產品儲存環節，極大地改善了生鮮農產品的儲存條件。由于水果、蔬菜、海鮮等很容易腐爛變質的生鮮農產品對儲存條件的要求極為苛刻，在過去水果蔬菜爛在田間地頭的現象十分普遍。為了滿足消費者對生鮮農產品的需求，國家提出要加快農產品冷鏈基礎設施建設，補齊農產品產地“最先一公里”的技術短板，降低農產品產地損耗。三年來，國家支持建設產地冷藏保鮮設施7.5萬個，新增庫容1800萬噸以上，冷鏈預冷技術有效地降低了農產品的田間熱和呼吸熱難題，使其采摘時即實現休眠狀態，推遲果蔬的成熟衰老，從而延長了農產品的上市周期，滿足了農產品的田頭預冷、冷藏需求，促成了農產品的錯峰銷售，有效延長農業產業鏈。

數字技術賦能農產品運輸環節，提升了農產品物流運輸效率。在數字技術的支撐下，電商直播帶貨等農村“數商”新業態蓬勃發展，因此對農村物流運輸發展形成了倒逼之勢，農村物流逐漸從傳統的物流模式向數字化物流轉型。近些年，國家大力支持農產品智能物流體系建設，在2024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再次提到要健全縣鄉村物流配送體系，大力發展共同配送，優化農產品冷鏈物流體系建設。目前，我國鄉村地區在搭建冷鏈物流配送中心、電子商務服務站點、農產品倉儲保鮮冷鏈物流設施等物流智慧體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展，這對于解決農產品出村進城、高效打通快遞包裹進村“最后一公里”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拼多多的“拼農貨”，運用了“農貨智能處理系統+輕倉儲”的物流運輸模式，改善了傳統電商模式農貨被動等待搜索的難題。[9]京東2017年開啟的智能物流建設，使用無人機物流配送偏遠地區，不僅解決了曾經的“不包郵區”問題，而且實現了“上午下單，下午收貨”的高效物流運輸。縣鄉村“三級物流”建設逐步實現智能化，“三級物流”比較典型的案例——貴州某縣，通過線上智能分揀設備，實現了統倉共配，前店后倉模式，同時搭建了“通村村”客貨平臺，實現了全縣快遞統一倉儲、統一分揀、統一派送、統一末端投遞，極大地提高了鄉村物流快遞運輸效率。

互聯網、電商平臺等數字技術與傳統產業的融合能夠在生產、經營、銷售環節提高產業效率，實現傳統產業的結構升級，提升產業數字化水平。[10]在數字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今天，網絡要素與傳統農業產業相結合形成了農產品網絡銷售，與線下銷售相比，網絡銷售能夠更經濟、更高效地拓寬農產品銷售渠道，催生鄉村產業銷售新模式新業態，增加農戶等經營主體的銷售收入。[11]

數字化賦能銷售環節催生新產業新業態釋放強大活力。當前，互聯網技術與信息化手段充分應用于農業中的種植業、畜牧業、漁業、農產品加工行業等，以特色農副產品、田園風光、民俗風情、鄉土文化等自然資源優勢為依托，催生出了鄉村旅游、鄉村民宿、休閑農業、觀光農業、認養農業、云農場等多種鄉村經濟新模式，“互聯網+”農業社會化服務加快進程，充分挖掘了鄉村綠色生態價值、特色文化價值、人文情懷價值及休閑娛樂價值等，極大地激活了鄉村產業的發展活力。鄉村產業銷售告別了傳統意義上農產品的單一銷售形式，形成了以農副產品、鄉村自然資源為載體，以加工廠、倉儲、物流、網絡銷售等產供銷一體化的全產業鏈條，夯實了鄉村產業振興的支撐作用。同時，電子商務與網絡直播相結合形成的“直播帶貨”新模式應運而生，已經成為加速線上線下銷售的主力軍。商務部數據顯示，2022年全年重點監測電商平臺累計直播場次超1.2億場，直播商品超9500萬個，2023年上半年，累計直播場次已經達到1.1億場，直播銷售額達1.27萬億元，電商新業態新模式助力產品銷售已經成為主流。直播電商作為推動鄉村經濟發展的突破口，成功地將農副產品搬進網貨的通道，數字化農業帶來的大數據服務產品種類不斷豐富，拓寬了農業產業的線上銷售渠道和銷售規模，手機作為農戶的新勞動工具，以直播、短視頻等形式實現了農副產品出村進城，全國消費者享受到了更多樣的綠色農產品，實現從“土特產”到“金名片”的轉化，直播電商給鄉村經濟發展打造了良好的銷售環境，已經成為發展鄉村經濟的主要抓手。

鄉村產業數字化有利于銷售總量的提升。新發展階段，伴隨著鄉村振興的全面推進，數字技術催生的電商平臺與鄉村實體產業加速融合創新，表現出了強大的韌性與活力，在抗擊疫情保市場物價穩定、助力脫貧攻堅工作中作出了巨大貢獻。疫情影響催生了直播助農、訂單農業和產地直供等銷售新模式，使得買賣雙方在網絡平臺集聚，實現了供需兩端的及時對話和有效溝通，提升了買賣信息獲取的準確性和時效性，克服了信息不對稱的交易局限，提高了農產品供需匹配水平，有效地提高了農產品的銷售總量。同時，網絡銷售為農產品搭建了更為廣泛的銷售平臺，將傳統局部區域內的買賣行為擴展至全國，打破了地理空間的阻礙，越來越多的農副產品在網絡平臺實現了銷售。商務部數據顯示，2022年農村網絡零售增勢較好，全國農村網絡零售額達2.17億元，同比增長3.6%，2023年上半年全國農村網絡零售額達1.12萬億元，同比增長12.5%。現代信息技術促進鄉村產業銷售規模擴張的同時，反過來倒逼農業產業改善生產經營方式，激發鄉村產業發展活力，有利于提高農戶的農產品經營性收入，增加農業生產者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數字技術的普惠效應為農業農村現代化注入了發展活力。我國農業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時期，鄉村振興戰略深入實施，農村農業發展方式、產業結構等正發生著深刻的變革，為鄉村產業數字化建設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但也應該看到，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數字農業整體發展落后，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數字化人才建設、農村經營主體數字化轉型、鄉村產業數字化發展等方面還存在著一些制約因素。

數字基礎設施是實現鄉村產業數字化發展的基本保障，是鄉村產業振興的必要條件，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有利于促成鄉村產業項目的落地實施，推動鄉村產業經濟的綜合發展。近些年，我國數字技術與鄉村產業加快融合，鄉村產業數字化水平取得明顯提升，尤其在一些應急狀態下，數字技術在解決農產品滯銷問題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當前，我國的鄉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取得新成效，農村網絡基礎設施基本實現全覆蓋，已實現“縣縣通5G，村村通寬帶”。但是，從整體而言，我國鄉村基礎設施還相對薄弱，特別是一些農村地區，數字基礎設施薄弱已經成為電商銷售的阻礙。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5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3年6月，我國城鎮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85.1%，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60.5%，城鄉之間還存在著“數字鴻溝”，農村地區的數字基礎設施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究其原因，一是資本投入不足導致數字化建設力度不夠。數字基礎設施往往伴隨著較大力度的資本投入，例如，物聯網技術、冷鏈物流技術、大數據及云計算等技術投入成本和后期維護成本都比較高昂。當前，我國的數字鄉村建設還沒有形成完整的資本投資體系，投資資本形式主要是以政府投資為主，多元化的投資機制與運營機制還不夠完善，因此難以吸引和撬動更大規模的社會資本投入，建設力量相對較弱。2022年中國數字鄉村發展報告顯示，2021年全國用于縣域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的社會資本投入為954.6億元，其中，東部地區社會資本投入562.4億元，占全國的58.9%，社會資本投資存在區域異質性，且投資規模有限。二是數字化技術滲透不夠且關鍵技術存在“卡脖子”問題。數字技術在鄉村數字化建設中起到了較大程度的主推作用，但是，遙感信息技術、無人機技術、北斗定位技術等與農業的融合度還不夠深，應用范圍相對較小，難以實現全國農田推廣應用；另一方面，基于我國農業結構特點，小農戶生產形式導致數字技術很難滲透。此外，我國智慧農業在發展中還存在著較多的“卡脖子”技術問題，例如，智慧農機中缺乏高端機械化設備，智能化程度較高的復雜農機的核心技術主要依賴進口，尚未掌握自主創新技術，農業關鍵核心技術存在的短板還需要進一步補齊，鄉村數字基礎設施的發展還有很大的建設空間。[12]

數字化人才是實現鄉村產業數字化發展的關鍵力量。目前，我國數字化技能人才存在短缺，無論是數字化人才的質量還是數量都不能滿足鄉村數字化發展的需要，對鄉村產業經濟的發展存在掣肘。一是鄉村本土技能型勞動力向外流失。我國鄉村基礎設施不夠完善，從交通、教育、生活便利程度到醫療等都較為落后，生活質量不高。與之相反的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發展基礎較好，城市的虹吸效應將大量的人才、資本等優勢資源積聚在城市中，又進一步激發了城市的發展潛力，城鄉之間的人才分布不均更為嚴重。[13]大量青壯年、技能型人才從農村地區流向城市，鄉村地區存在一定程度的“老齡化”“空心化”，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占當前中國農村人口的較大比例，他們更多的將網絡技術作為個人娛樂消遣的載體，對數字技術的學習興趣和接受能力相對較弱。數字技術賦能鄉村生產經營需要高層次、高技能型人才，面對老齡化嚴重、受教育水平不高、生產技能不高的農村人口現狀，已有的鄉村數字基礎設施難以發揮出最大效益，數字技術在農業生產中并不能被充分利用，鄉村數字化建設很難實現專業化、規范化、程序化、智能化運營。二是鄉村建設外來人才無法常駐。鄉村經濟發展落后、收入水平偏低、缺乏長效的人才激勵和收益保障機制，優質的生活配套設施跟不上，高質量生活水平難以保障，農村地區很難吸引到高端的數字技能型人才，即使通過政策手段在局部地區引進了科研技術人才，也很難實現大規模數字人才扎根鄉村建設，農村數字化人才建設長期面臨著數量少、培養難、引不來、留不住的難題。農村地區較為匱乏的教育資源、醫療資源、生活資源等限制了技能型勞動者的流入，這種人力資源要素的單向流動成為阻礙鄉村數字化人才建設的關鍵。雖然近幾年隨著數字技術在農村地區的深度融合，鄉村人口的單向流動現象有所緩解，農村農業部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3月底，我國返鄉入鄉創業人員累計達1120萬人，但城鄉數字化人才的差距還很大，對于農村地區數字化建設來說，農業技能型數字化人才的缺口還很大。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社會化服務，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結合當前基本國情，我國依然是以小農戶為主的“小農大國”。第三次農業普查數據顯示，全國小農戶數量約占各類農業經營戶總數主體的98.1%，經營耕地面積占全部耕地面積的近七成，小農經營模式依舊是我國農業的基本經營模式。傳統小農戶經營模式因其較為分散、信息接受能力不高、難以實現集約化的規模經營等原因，長期在農村經濟市場上處于被動地位，也是制約著鄉村產業數字化轉型的主要因素。傳統小農戶的生產經營模式無法全面應對數字化帶來的紅利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小農戶經營主體的生產規模小且分布零散，對現代化生產要素應用能力有限，農業機械化水平和信息化管理技術很難在個體農戶生產中得到有效的提高，不利于充分發揮數字化基礎設施的規模效應。[14]二是在農業全產業鏈中，數字化技術應用能夠有效降低供給和需求不匹配的風險，避免農副產品因供需不平衡而帶來的價格波動，但大數據、遙感等技術的營運成本較高，傳統小農戶的經營模式因難以承受人力、財力、物力的長期投入，導致小農戶經營主體對于數字技術“不能用、不敢用、不會用”。[15]傳統小農戶對于市場信息的獲取能力有限，無法準確定位消費者的直接需求，無論是生產定產還是初級農副產品定價都處于被動地位。三是小農戶生產者個體抗風險能力弱，缺乏對數字化生產經營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數字化鄉村的建設速度，不利于鄉村產業的數字化發展。

數字技術是實現農村農業現代化的關鍵推動力量，貫穿農業發展的全產業鏈，就我國當前的鄉村數字化情況來講，數字技術在農業生產經營中的應用廣度和深度還不夠。數據技術主要在鄉村產業銷售環節中賦能較為明顯，其原因是電商銷售所需要的工具購置成本不高，農業經營者對其可獲得性較強，而在農業產業鏈的其他環節，數字技術的應用融合程度還不高，鄉村經濟主要還是以傳統生產方式為主。一是在農業生產方面，農業機械化是提高農業生產質量、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支撐，農業機械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鄉村產業的數字化發展水平。在20世紀中后期，多數發達國家已經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智慧化農業發展迅速，如德國，在20世紀60年代全面實現農業機械化生產，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16]我國自古以來重視農業發展，有著悠久的農耕文明，但中國農業機械化生產水平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截至2022年我國農業機械化率不足75%，農業生產的信息化程度還有待進一步提高。二是在鄉村產業銷售環節，我國鄉村產業的數字化水平增速較快，網絡零售對于擴大農產品銷售規模起到了關鍵的推動作用。但從區域來看，網絡銷售還存在著極大的區域差異，2022 縣域數字農業農村電子商務發展報告顯示，2021年全年，華東、華南、華北、華中、西南、東北、西北地區縣域網絡銷售額依次為26221.9億元、9105.9億元、4538.0億元、1442.1億元、1424.4億元、558.8億元、537.3億元，其中，華東地區縣域網絡銷售額是西北地區的約48.8倍。我國鄉村網絡銷售還存在較強的異質性，電商銷售的普及度還不夠廣泛，鄉村產業數字化水平還有待進一步提升。

在鄉村振興的背景下，不斷深入推進鄉村產業的數字化進程，充分釋放數字技術的經濟賦能效應，有利于推動鄉村產業振興和農業經濟高質量發展，使廣大農民享受更多數字經濟發展的紅利。當前，我國正處于農村農業數字化發展的關鍵時期，鄉村產業數字化建設依然充滿挑戰，需以問題為導向，抓住鄉村數字化建設的問題關鍵，精準務實培育鄉村數字化產業，把農業建設成現代化大產業。

雖然數字技術能夠為鄉村產業發展提供強大的發展動力，但就我國當前的發展情況來看，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依舊很大，鄉村產業數字化程度還不高，這與鄉村數字化基礎設施、農業生產關鍵技術裝備創新應用有關。要實現鄉村產業的全面振興還要進一步加快補齊鄉村數字化基礎設施，推進農業全產業鏈數字化升級，強化農業生產科技智能裝備支撐，攻克鄉村產業數字化建設中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

第一，繼續推進農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一方面，繼續完善網絡基礎設施。推進高速寬帶網絡向戶延伸，對有條件的行政村實施5G網絡建設，加快農村地區網絡基礎設施更新換代，深入推進電信普遍服務功能，推動網絡的提速降費進度，尤其是鄉村偏遠地區的網絡通訊設施，確保鄉村網絡通訊的覆蓋范圍，提升鄉村網絡通訊的服務質量，降低農村地區獲取生產銷售信息的擁有成本，滿足農村地區生產生活的數字化基本需求。[17]推廣建設鄉村電子商務公共服務中心，完善與電商銷售配套的軟硬件設施，有序實現農村地區信息服務站點建設，完善產地智能倉儲物流系統，推進農產品網店、倉儲、分裝、運輸、配送等環節數字化管理，為農副產品銷售保駕護航。[18]另一方面，加強農業數據資源建設，科學發展現代化設施農業。為了推動智能傳感分析、智能控制技術裝備、網絡檢測等技術的集成應用，實現智能育種、智慧灌溉、精準種植、智慧養殖等農業現代化生產，需持續深化鄉村地區對數字基礎設施的應用場景，在選擇以“最適合”的基建原則前提下，因地制宜地推進物聯網、大數據、區塊鏈、衛星遙感、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在農村地區的應用深度，升級改造農機裝備，按需加裝北斗導航、無人駕駛系統等智能設備，加快糧食烘干、農副產品冷鏈保存運輸設施建設，推進畜禽漁業的養殖技術的改造升級，探索科學高效的數字化產業生產技術，逐步實現人工智能、大數據技術的賦能范圍從農村農業示范區惠及更多適宜發展的鄉村地區，為實現種植信息化、畜牧業智能化、漁業智慧化、種業數字化提供強有力的數字技術支撐，助力鄉村產業數字化轉型的順利實現。

第二，加快數字技術的研發與創新，推進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熊彼特在創新理論中認為，創新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現象，也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基本動力。技術創新是鄉村產業經濟發展的關鍵，不斷加快鄉村數字技術的研發與創新對于推動我國鄉村經濟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要加快鄉村通用性數字技術的創新應用。積極推進農機裝備研發企業繼續創制主要經濟作物全程智能作業裝備、大載荷植保無人機等關鍵裝備，支持繼續集成應用北斗智能檢測終端及輔助駕駛系統，推動獲證企業提升農產品追溯管理能力，不斷提升人工智能、“互聯網+”等創新技術在農業中的融合應用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強智慧農業產業中關鍵核心技術的研發。聚焦數字鄉村建設中農業技術“卡脖子”問題，加強試點示范和集成應用，不斷突破農機裝備專用傳感器、農機導航及自動作業、精準作業和農機智能運維管理、農業機器人等關鍵技術的研發與應用。支持國家建立農業實驗室、農業創新中心等平臺，推動產學研優秀成果落地引用體系建設，推進農產品柔性加工、人工智能、大數據認知分析等前沿技術的超前布局，強化區塊鏈技術在農業資源監測、透明供應鏈等方面的創新應用。[19]

鄉村振興，人才是關鍵。鄉村數字化人才是實現鄉村產業振興的關鍵資本，應從提升鄉村本土農業勞動者的數字素養和城市人力資源賦能鄉村建設兩方面著手，加強鄉村數字化人才隊伍建設。

第一，全面提升鄉村本土勞動力數字技術應用能力。一是調動本土勞動力學習數字技術的主觀能動性。由基層政府、基層干部人員推進對數字化農業知識的宣傳普及，通過典型數字鄉村建設案例和視頻宣傳，切實讓農民認識到數字技術的賦能效應，鼓勵農民接受并學習信息化技術知識，加快融入鄉村數字化建設的隊伍中，從主觀層面上激發農戶對數字化技術學習的熱情，開創人人參與、人人受益的鄉村建設良好局面。二是強化本土勞動者的職業培訓。開展數字化技能培訓，利用數字化網絡教育資源，推動農村地區信息化技能的普及，讓更多愿意學、有能力學的農業勞動者有機會、有條件參加數字技術應用培訓，提升農村地區數字化應用能力。尤其是針對返鄉創業人員中的青壯年勞動力開展農業數字技能培訓，加強本土青壯年勞動力對數字化農機設備、遙感傳感、無人機、冷鏈運輸儲存及農業機器人等技術的操作應用，實現對鄉村本土人力資源的挖掘利用。

第二，鼓勵實施城市人力資源賦能鄉村數字化發展政策。一是要充分利用數字技術創造高質量工作崗位的潛能，吸引城市技能型人才流入。傳統的鄉村勞動力市場結構單一，對勞動力的水平要求不高，通常所能提供的工作崗位大部分以個體體力勞動為主，數字技術在鄉村產業中滲透，就會催生出更多高技能需求的工作崗位，與此同時就需要當地政府結合實際情況，針對高技能型人才津貼需求設置工資待遇標準，為高素質城市技能型勞動力流入農村地區提供物質基礎保障，增強鄉村產業振興的人力資本。二是推進實施人才引進政策。鼓勵各地政府結合自身優勢和地域特色，制定人才引進評價激勵機制。鼓勵當地政府通過購買服務等形式，聘請專業的企業、研究機構等提供信息化設備使用、信息統計及生產數字化應用服務等。鼓勵支持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等高水平數字技術研究人員下鄉指導或掛職，指導農業機械化、遙感檢測、無人機播種、智慧育種等數字技能操作應用，加速科研成果在鄉村地區落地進程，切實推動科研技術賦能鄉村產業發展，補齊鄉村地區數字人才要素的短板，助力鄉村產業振興。

近年來，在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鼓勵引導發展各類新型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已經取得顯著成效，但我國小農大國的基本國情沒有變，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依舊是我國農業經濟的主要模式。農業經營方式應堅持宜大則大、宜小則小的原則，在培育發展以家庭農場和農業合作社為主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同時，積極引導小農戶參與市場競爭，實現小農戶與農業現代化的有機銜接。

第一，加快推進小農戶參與現代數字農業生產。一是鼓勵有條件的地區開展訂單農業，帶動小農戶生產標準化。充分挖掘農產品特色，鼓勵一些龍頭企業與小農戶建立農產品訂單生產銷售端對接關系，如：網絡銷售平臺企業負責農產品品牌創設、營銷、農業技術升級和產品質量監控等技術性實施環節，小農戶在企業的輔助下運用農業技術進行標準化生產、智能化倉儲等，由此實現從高端需求的銷售端倒逼農戶接受企業帶來的數字化農業生產技術，推進農業生產的智慧化、智能化和現代化發展。二是鼓勵當地政府增加對小農戶的資金及政策支持。各地政府應結合當地農戶需求，建設與農戶“互聯網+”、平臺銷售、訂單銷售等小規模銷售相配套的生產基地相關設施，對于偏遠地區，通過物流補貼等形式協助物流公司打造冷鏈智能運輸體系。推進農村信用體系建設，深化金融科技賦能鄉村產業振興，支持農業小額貸款，適當輔助解決小農戶生產規模小、投資能力有限等問題。

第二，培育發展以家庭農場和農業合作社為主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建設多元化鄉村產業經營主體結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相較于小農戶具有以市場為導向、經營規模化、集約化、市場化等特點，為“未來誰來種地”“如何種好地”提供了新的發展思路，助力農村農業現代化發展。一是繼續推進培育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適度規模的家庭農場，助力解決農村土地利用和社會化服務規模不經濟問題，不僅要在數量上加快培育進度，而且要緊抓家庭農場的發展質量，鼓勵政府為家庭農場經營提供高質量的技能和素質培訓，提升家庭農場的經營活力、農業生產效率。支持引導新型農業合作社挖掘當地自然稟賦要素，開展連片種植、規模飼養，培育農副產品品牌，鼓勵農民合作社從鄉村產業的生產加工、物流運輸等關鍵環節加強技術能力建設，組織社會力量助力農民合作社經營，支持合作社之間的合并重構，擴大生產經營規模。二是促進各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小農戶的適度合作。聚焦“誰來種地”問題，深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小農戶的相互融合，發揮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小農戶的輻射帶動作用，借助訂單農業、不同等級的農業托管服務等手段，搭建以小農戶為基礎、以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為重點、社會化服務為支撐的現代化農業生產經營主體，聚焦農業生產關鍵薄弱環節，加快農業經營管理服務的數字化改造，全面提升農業生產智能化、集約化、規模化水平。[20]

根據我國當前縣域農業數字化水平發展現狀，數字技術與鄉村產業的融合程度還不夠，各地政府應多措并舉發展縣域數字經濟，因地制宜發展數智化農業。

第一，繼續推進農村電商提檔升級。一是發展多渠道網絡營銷。鼓勵支持大型電商購物平臺與鄉村農業建立訂單生產模式，以銷定采，優化農產品供應鏈建設，推動農產品生產標準化、精細化和信息化，將農村電商加入智慧農業綜合信息管理平臺。鼓勵支持各類視頻平臺加強農產品直播、小視頻的推廣力度，助力小農戶發展內容電商、興趣電商，充分挖掘互聯網的賦農效應。二是持續深化“數商興農”，鼓勵當地政府以需求為導向，因地制宜完善當地電商基礎建設工程，逐步完善農村物流工程建設，重點推進快遞包裹進村服務。在切實為縣域農村電商做好基建保障的同時，適度超前布局農村電商新基建，推動冷鏈服務向農村地區深入延伸，加快物聯網、人工智能、機器人等在農村電商中的應用，完善農副產品安全追溯能力。三是持續推動新農人返鄉進行電商創業。鼓勵支持青壯年外出務工人員返鄉建設鄉村電商，加強電商平臺的創業培訓，構建電商專業服務平臺，抓住數字化鄉村建設的關鍵機遇，助力農業產業發展。

第二，培育壯大鄉村數字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推動實現農業與工業、商貿、物流、人文產業等多產業跨界融合，創造鄉村數字新業態，推動鄉村產業深度融合。利用區塊鏈、5G、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加快構建智慧農業、認養農業、可視農業等新業態。鼓勵繼續發展“互聯網+農業”的發展模式，搭建智慧休閑農業平臺，創新休閑農業新業態，加快構建以數字化為基礎的現代農業園區，推動農產品向商品、農業活動向娛樂體驗轉變。結合鄉村地區自然特色，鼓勵支持建設“互聯網+鄉村旅游”，完善旅游路線數字地圖系統，引導旅游區開展在線產品經營、創意評價、沉浸式體驗等經營新模式。

文章來源：中國經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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