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疫情影響，導致各種會議、展會暫停或延期舉辦，為了充分展示秸稈、畜禽糞污等農林廢棄物行業發展，展示優秀品牌企業、挖掘創新技術、推廣應用產品，傳播區域項目信息，宣傳先進經驗，現誠邀地方政府、研究機構及秸稈設備、秸稈收儲運、裝備制造和秸稈產品相關生產企業參與，展示企業品牌、應用產品、先進技術、市場項目和應用成果。

在中國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做重大戰略轉型的關鍵時期，我們切不可把有機農業狹義地理解為一種不同于化學化農業的生產模式，而要提高為一種大眾廣泛參與的社會運動。

因此，我們主張有機農業的從業者、特別是企業，不能只關注生產和銷售，而要自覺地融入“社會化”，這樣才能在這個國家的生態化轉型中積極參與到與生態化有關的社會活動之中。

眾所周知，有機農業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被認為是一種相對資本主義大規模農業造成嚴重“負外部性”代價而興起的社會運動；在中國事實上也應該是社會運動，只不過在現象層次上針對的是產業化農業的質量安全問題，卻不得不在本質上受制于產業資本主導的制度體系那些標準化和制式化的約束。

這個各界廣泛參與的社會實踐雖然很豐富、很國際化，但也應運而生著很多直接影響著有機運動走勢的部門化觀點，很多參與有機農業的單位和個人仍然時不時地被那些工業化時代流行的指標體系和審核方式困擾著，越是按照這些工業化時代內生性的指標體系去做一產領域的農業生產，越是虧損得欲哭無淚……

我們且不去參與堅持停滯在工業化時代的那些技術專家們關于有機標準的爭議，不妨先從“有機農業”概念說起。

胡躍高教授長期從事有機農業的研究與實踐，從胡老師新書里所提出的資料看，一方面，如果從西方人在1972年組建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IFOAM）成立算起，47年時間有機農業已擴展到了世界170多個國家與地區。

有些人覺得有機農業是個有特定標準的、從西方傳入中國的農業模式，我們中國人在這方面的實踐活動也必須符合西方提出的標準，也因此就有了官方、社會組織、企業等三類不同機構的、需要按年收費才能做出的所謂“有機認證”。

此外，還伴隨著很多研究者們據以獲取科研經費的“科學成果”。如果僅從這個視角出發來看有機農業，其發展態勢確實不容樂觀。

胡老師書中資料指出，2013年世界有機農業總面積為4300萬公頃，約占世界農用地面積的1%。其中非洲占0.1%，亞洲占0.2%，歐洲占2.4%，南美占1.1%，北美占0.7%，澳洲占4.1%。比較而言，澳洲、歐洲發展稍好，其余各洲發展基 數低，行動緩慢。2005年亞洲有機農業生產面積為268萬公頃，2013年為343萬公頃；北美2005年為222萬公頃，2013年為305萬公 頃，呈持續增長態勢。

2016年統計，全球有機農業發展農用地面積為5800萬公頃，生產者為270萬戶，全年產值900億美元（FiBL&IFORM,2018），有進一步發展。從全球占比 考慮，其利用的農用地面積占比不足全球的 1.2%，農戶數不到1%，產值不足總量的萬分之三。這些情況標示出，世界有機農業探索100多年來，發展形勢并不那么興旺。

1989年，中國還沒有大面積搞化學化農業的時候，正式加入了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但若不那么刻意地堅守“西方中心主義”思想體系，則會認為這不應該是有機農業正式引入中國的起點。因為沒有推行化學化、機械化的農業原本就是生態農業，盡管有機農業也在常規意義上關注食品安全、生態環境安全問題的基本屬性，但生態農業與自然界一致的多樣化在性質上遠遠高于從西方引入的有機農業概念。

若從經驗過程看，中國只是20世紀70-90年代對西方開放以來才從海外大量引入化肥農藥生產線，同時還大量進口農用化學品；由此造成的各級有關部門借此獲取財政資金的“成本上推”的內在機制，迫使我國農業陷入資本深化的困境——即使實現了高產也無法抵補不斷追加的成本。其中，真正的獲益者只是那些利用內外的利益扭結而上下其手的投資人！

無論主流精英如何說教，人們看到的最基本的事實是清楚的——用工業化改造農業的短短幾十年間，中國本來維持了數千年的、以最少的資源養活世界最多人口并且維持資源環境可持續的生態農業模式受到全面顛覆。

就是在這個誤以為農業的化學化、機械化就是現代化的主流利益群體推進的巨變 之中，中國社會化的有機農業實踐者被迫選擇突破禁區、開拓創新，在有機農業保障糧食安全問題與鄉村社會安全問題上開展探索。

蔣高明、安金磊、朱安妮、邱建生、石嫣、嚴曉輝、閆洪明、劉小平、吳向明、李云鳳等一大批實踐者，先后在糧食作物、蔬菜水果、畜牧養殖等領域的質量效益型轉變，以及穩產高產上取得重要進展；“有機好吃不減產”觀念成為中國有機農業實踐的口號。

最近20年來，社會創新和大眾努力已經成為普遍趨勢；同時，也使中國今天有機農業耕地面積占世界第一，會員量世界第二、亞洲第一，產值占世界第四。

進一步，如果人們愿意從另一個視角出發，自覺地把中國21世紀正在推進的生 態文明戰略轉型結合起來，就如同社會上很多人認同的看法——如果我們不必那么遵從 “西方中心主義”地去界定所謂標準化、標簽化的有機農業，則有機農業不僅會使人們從關注狹義的農產品質量問題形成一種安全生產這種最低層次的要求，演化為最高層次的新時代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甚至由此而成為與國家生態文明戰略結合的三農主流，使之成為一種綠色活動，廣泛遍布于城鄉中國。

因為，所謂有機農業為基礎的生活，在亞洲原住民社會本來就是被生態、生活、 生產“三生合一”的生存方式所內在決定著的一種文化傳統。當代人只需堅持貫徹中央2007年確立、2012年作為國家戰略內在要求人類自覺與自然多樣性結合的生態文明， 則有機農業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主流，并且本源性地、自然天成地內生于這種人類與自然界共同具有的多樣性直接結合的自覺努力之中。

由于我并非這個領域的專家。僅以一個普通人的思考能力，我傾向于加強有機農業的社會化和生態化。我們之所以希望有機農業融入生態文明，也是從這個社會事業如何實現可持續來考量的。

因為，若從人類告別蒙昧進入文明算起，農業就是內在著“三生合一”文明的載體。這個世界原生態的農業最初形成于亞洲的東西兩端，西邊是流域面積狹小的“兩河（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以小麥為主糧作物；東邊是流域面積廣大的“五河（遼黃淮長珠）”，因氣候和地理條件差異很大而有黍稷稻粱等多種主糧作物。

表明了人類最初進入文明時借助于農業，本來就順遂大自然而內在地具有著所謂“有機”農業的基本屬性。這樣算起來，有機農業已經有至少上萬年的歷史。

至于近代為什么是西方人強調有機農業，乃在于他們進入工業化的時間比我們早，因而離開傳統農業太久。自17世紀開始，歐洲在長期貿易赤字壓迫下推進海外殖民化掠奪；之后19世紀又為了統治世界貿易而開始了資本主義工業化進程；到20世紀首先在美洲殖民地為了這種大面積生產方式而在農業領域大量使用工業品，由此而最大化地形成了面源污染和資源破壞；遂有部分西方人士反思轉型為支持“有機”農業……

如果沒有西方主導殖民化而使人類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地球上的大多數人恐怕至今仍處于“三生合一”的有機生活之中，也不必跟著西方人擔憂“全球氣候災難”。誠然，此類“三生合一”的生態文明會被或明或暗地認同并且追隨資本主義的主流認為是落后，必欲除之而后快！

從發展中國家現實來看，二戰后帝國主義列強打疲了、控制能力弱化，世界范圍內才形成了一百多個民族國家。隨后，人口增長，糧食安全問題凸顯。原來屬于殖民地的發展中國家政府隨即向歐美發達國家學習現代農業，人們走馬觀花于歐美，往往更青睞解決糧數量型安全上相對簡單、高效、易操作的常規現代農業。

由此，發展中國家的官方大力購買化學化產品，甚至以對外負債的方式直接引進化肥農藥生產線，這些都造成農業的高負債壓力下的“成本上推”，迫使農業全面化學化來追求產量，也就由此成為高污染的現代化農業在發展中國家中坐大，甚至顛覆了生態農業的基本原因。

然后，在農業造成大規模面源污染和嚴重食品安全事件的沖擊下，才能有條件由部分人推進向“有機農業”的轉型。

總之，因為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已經在農業現代化進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結構，僅一部分人做出努力也是有限的……

在中國，放棄“三生合一”的過程也大致如此。由于1840年被西方人打敗之后開始了最近一百年的激進工業化歷程，到1980年工業化初步實現就開始在農業領域推進化學化和機械化；遂在20年后造成農業成為中國最大、也是世界最大的面源污染。

誠然，也有很多人會認為，傳統的“三生合一”的農業過于落后，肯定沒有現代化大生產更有效率。他們的論點最大的缺憾是沒有看到資本深化的農業大生產所造成的嚴重得多的“負外部性”——生態的破壞和環境的污染，以及食品的質量下降甚至毒化……

激進現代化農業客觀上造成了多重“負外部性”惡果，已經影響黨群關系和社會穩定；不過，中國人通常會“變壞事為好事”。例如2008年前后的“三聚氰胺事件”“孔雀綠”“蘇丹紅”“毒大米”……

中國食品安全、糧食安全、鄉村社會安全、生態環境安全、國際農業安全五大問題并存。從歷史發展角度審視，中國農業正處于有史以來從未經歷過的風險之中。

中國古代哲人相信客觀事物的變化遵循“否極泰來”的規律。也就是在食品安全事件疊發的2008年，中國確立了“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的綠色農業發展目標，進而在2012年確立了“生態文明”發展戰略的同時強調美麗鄉村，到2017年則要求農業供給側改革的目標是全面轉向“綠色生產方式”。

國家向生態文明做戰略轉型時期的政策環境重大變化，促使大多數中國人有了尋根溯源的思考——我們為什么要搞畝均化肥超過世界均值6倍、農藥超過4倍的高污染生產呢？到底是誰或什么機構為了一己之私利在破壞我們中華民族優秀文明傳承下來的“三生合一”？如果激進而顢頇的利益集團們不那么粗野地強迫本來就是國家安全基礎的農業也去追求GDP，那我們本來都長期生活在有機農業為載體的生態化食物體系之中。

中國和世界上的有機農業實踐，雖然仍處于廣泛分布的小規模發展的經驗探索階段，卻代表著人類走向生態文明這種全局意義上的開拓創新，只要得以納入國家政策扶持，就可能很快滿足社會經濟與生態發展相結合的需求。

在這場開放式的農業可持續道路的探索過程中，生物動力農業（活力農耕）、自然農法、CSA（社區支持農業）、永續農業、生態村、多年生農業、自然田野（Nature land）等新型農業模式先后引進國內，被各類機構和志愿者團隊自發地做示范試驗。國內各地有關方面到處圍繞生態農業、綠色農業進行積極探索，大都取得一定進展。

總體來看，這類新型農業模式大都具有維護食品安全、重視生態環境的積極意義，但在早期未能有效帶動農民作為生產主體的經濟行為發生顯著改變。于是，便有更多新型社會參與式的新業態借助城鄉融合而蓬勃發展起來。

例如，借鑒國外CSA和慢食運動的“社會化生態農業”從2008年起步，十年間已經在全國遍地開花；進而，只要我們貫徹城鄉融合的指導思想，充分發動廣大市民群眾跳出“消費主義”的迷思，推進市民群體直接參與到生態農業構建之中，客觀上可以改變有機農業生產者過去獨立承擔轉型成本的被動虧損局面。

例如，所謂CSA的實質，是讓得到食品質量安全的市民向生產者支付、甚或預付維持生態環境可持續的必要成本，同時分擔自然風險及市場風險。從當前CSA大部分都沒有發生那種一產農業嚴重虧損的事實看，只要實現農業的社會化，則有機農業的生態安全目標不難實現。

君不見，自中央確立鄉村振興戰略以來，有關部門也從工業化制度體系改弦更張，明確強調“立體循環農業”“一二三產融合”等符合綠色農業的新業態。

生態文明轉型與鄉村振興戰略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由單獨一個國家明確提出進行全人類意義上的文明時代建設，不僅已經正式寫進憲法，而且中央確定由各級黨委政府一把手直接承擔領導責任，要求財政金融一切優惠政策向三農傾斜。

這些符合生態化轉型的新政對于有機農業的推進作用無論怎么估量都不會過分。接著我們會看到，全域生態資源開發與社會化有機農業結合的這種生態文明的大道，勢必在神州大地拓展開來！

來源：第八屆車河國際有機農業論壇會議文集

作者：溫鐵軍